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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当时接到电话，说我妈快不行了，需要手术，刘唯云不肯出钱！我能不管吗？是，我是很久没联系，但她毕竟是我亲妈！，那个女人？

我一开始也怀疑过，但她能说出那么多小时候的事，连我屁股上有块胎记都知道！还有桂芳姨，就是我妈，以前的病历、照片，她都有！我只是想救我妈！”

而刘桂芳那边，几乎是崩溃的。哭声断断续续，反复念叨着。

“我是刘桂芳，我就是，唯云是我女儿，她不能不管我，我心脏不好，要死了。”

警方提取了三人的样本，加急送往鉴定中心。

结果最快也要六小时。

这六小时，我被允许暂时回家，但需保持通讯畅通，随时配合调查。

抱着装有母亲骨灰的临时陶罐，我走出派出所。

天色已近黄昏，夕阳惨淡地挂在天边，像一块将熄的炭。
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个不停。无数未接来电和消息涌进来，大部分来自学校同事、领导，还有一些陌生号码。

社交平台上，我抱着骨灰盒在医院“咒母”的视频已经发酵，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。

“复旦女教师拒救病母，竟咒其早死！”“不孝女医院大闹，亲哥怒扇耳光！”“知识分子冷血至此，师德何在？”

私信里充斥着谩骂和诅咒。

我的个人信息——工作单位、电话、甚至住址小区——都被扒了出来。

有人扬言要去学校拉横幅，有人要给我寄花圈。

6、

我关了手机。

世界清静了。

回到空荡荡的家。

昨天这里还残留着母亲的气息，她的药瓶还放在茶几上，她用了一半的润肤霜还摆在洗手台。

今天，只剩下我，和怀里这一罐冰冷的灰。

我把陶罐轻轻放在母亲常坐的沙发位置，旁边摆上她的照片。

“妈，”我跪在沙发前，额头抵着冰凉的罐身。

“再等等。很快，我就让他们全都闭嘴。”

晚上九点，警方通知我，鉴定结果出来了。

我再次来到派出所。

刘瑞林和刘桂芳也在了。刘桂芳缩在椅子里，眼神涣散。

刘瑞林则显得焦躁不安，不停地看手机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
负责案件的警官面色严肃，将一份报告放在桌上。

“经比对，送检样本a（刘唯云）与样本b之间，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。”

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听到这句话的瞬间，我还是感到一阵眩晕般的虚脱，紧接着是汹涌而上的悲愤和解脱。

“不可能！你们搞错了！一定是搞错了！”刘桂芳尖叫起来，想要扑向报告，被女警按住。

刘瑞林如遭雷击，猛地站起来，死死盯着报告，又猛地看向我，脸上血色褪尽：“怎么会，那她是谁？她为什么知道那么多，还有妈的出生证明。”"}